唐任伍：推动分配制度变革 实现从价值链攀升到分配链重构

全球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

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推进，单纯的经济增长已难以应对当前挑战，分配制度亟须进行深层变革，推动从“价值链攀升”向“分配链重构”转型。产业升级目标不应仅关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，更需同步优化价值分配规则，确保劳动者、中小企业等主体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。

当前，全球发展失衡与贫富分化问题日益突出，不平等议题受到广泛聚焦。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、二级教授唐任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加速，收入分配已不再是一国内部的经济问题，而是演变为跨越国界、行业与阶层的系统性挑战，从全球、国家和个体三个维度深刻重塑财富分配格局，同时催生诸多潜在风险。如何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、跨越智能鸿沟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，已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贸易壁垒叠加低端锁定，全球分配矛盾凸显

当前，全球各类技术壁垒与贸易壁垒不断叠加。为何后发国家深陷价值链低端锁定与收入分配失衡的困境？这一结构性困境又会带来哪些挑战？

当今世界，特权阶层固化与“零和博弈”回归并存，全球产业链本质上是一套精密的财富分配体系。在传统全球化分工中，研发、品牌和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长期集中于发达国家，而污染重、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。全球财富分配呈现极端的金字塔结构：极少数人口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输出，占据全球近九成的财富；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只能分食极小部分的剩余。

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，“做大蛋糕”的阶段逐渐过去，矛盾转向“如何重新分配蛋糕”。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突破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时，打破了西方的高端利润垄断。为维护既得利益，部分发达国家借助芯片禁令、产业链脱钩等手段，试图将后发国家重新逼回代工厂位置，阻止全球财富再分配。对于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，产业链重构极易导致“低端锁定”，陷入“高份额、低价值”的分配陷阱。跨国资本通过技术垄断和供应链控制，攫取价值链的高端收益；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持价格竞争力，企业往往被迫压缩劳动成本。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吸引外资提供的隐性优惠，实质上将本已稀缺的公共资源转化为资本收益，进一步挤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这种国际国内的“双重挤压”，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仍然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。正如米兰诺维奇的“大象曲线”所揭示，全球化带来进一步结构性矛盾：受益最多的是全球最富有的5%的特权阶层，而广大的中下层群体收入增长则陷入停滞。

此外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产业升级的“关税惩罚”。全球贸易规则中存在的“关税升级”效应——对初级产品征收低关税，而对深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征收高关税，客观上“惩罚”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，试图将其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，限制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跃升。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“关税惩罚”，实质是通过摧毁底层就业、削弱政府再分配能力、阻断产业升级路径，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摆脱“增长但分配恶化”的困境。这种外部冲击转化为内部不平等的逻辑，若缺乏国际社会在技术转移、贸易融资和区域合作方面的支持，可能逆转过去20年全球减贫的部分成果，尤其威胁最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韧性。

警惕人工智能背后的分配与发展风险

在人工智能重构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，哪些深层次的收入分配风险随之出现？

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，正在成为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变量，但也带来深层次的收入分配风险。从个体与技术层面看，人工智能具有明显的“资本偏向性”——它更倾向于替代传统制造业流水线、基础文员等标准化、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岗位，而对高技能创造性岗位和低技能服务性岗位的替代性较弱。这种特性容易引发“智能鸿沟”与就业极化，导致中产阶层萎缩。人工智能技术呈现“两头增、中间减”的趋势，会压缩中等收入阶层规模，加剧社会收入的离散程度。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的劳动者，能够利用新工具大幅提升效率并捕获新机遇；而缺乏相关训练的群体则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的风险。这种技术应用能力的差异，正在形成比传统城乡、代际鸿沟更为深刻的“智能鸿沟”，进一步加剧分化。

在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链中，数据成为关键资本。拥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平台的国家，可能通过算法控制全球价值链的“接口”；缺乏自主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国家，则可能沦为纯粹的数据产地或人工智能产品的消费市场，其产业升级路径面临被技术标准封锁的风险。这种数据主权与数据垄断，又形成新型依附关系——可称之为“人工智能依附症”，这是比传统的产业链依附、价值链依附更可怕的依附形态。

推动分配制度深层变革，实现从“价值链攀升”到“分配链重构”

那么，应如何借助技术与制度改革，兼顾产业升级与分配公平？

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，单纯的经济增长已不足以解决问题，必须推动分配制度的深层次变革，实现从“价值链攀升”到“分配链重构”。也就是说，要将产业升级目标从单纯追求全球价值链位置上移，转向同步优化价值分配规则，使劳动者、中小企业等主体能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。传统“价值链攀升”侧重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产业附加值，但可能加剧“增长与分配失衡”；而“分配链重构”则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，在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同步调整利益分配机制，确保产业升级红利更广泛地惠及社会主体。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打破“效率优先、分配滞后”的传统逻辑，将分配公平纳入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。

具体而言，需从三个方向发力：一是通过“AI+”战略等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，向“微笑曲线”的研发与服务两端攀升，做大高附加值蛋糕，为提升整体劳动报酬提供物质基础，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突围；二是夯实人力资本价值，探索建立“技能积分制”等激励机制，将职工的培训时长、技能等级与薪酬、股权挂钩，激发劳动者提升自我，从“人口红利”转向“人才红利”；三是推动形成更加公平的全球规则，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、强化区域价值链合作，并将分配公平纳入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，引导跨国企业将一定比例的本地利润用于员工技能培训，同时对转移定价等行为进行规范，打破不合理的全球分配旧秩序。